英美文明的兴起：从《大宪章》到21世纪

英美文明的兴起

从《大宪章》到21世纪

文：先知书店汇编

1776年7月4日，大陆会议在费城通过《独立宣言》，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，正式走上历史舞台。

这一标志性事件，不仅是美国文明兴起的开端，也是人类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里程碑，因为《独立宣言》开宗明义：“人人生而平等，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，其中包括生命权、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。”

如何才能真正获得“自由与平等”？如何才能跳出“专制政体所带来的历史周期”？

英美文明近百年的历史，给了我们最完美的解答。

▍从边陲小岛到大不列颠

最早驯化统治者的是英国。

11世纪，征服者威廉建立了诺曼底王朝，王权非常强大，不仅长期与英国人民处干对立地位，而且与盎格鲁·撒克逊贵族也是互相对立的。

国王经常横征暴敛，对民众征收高额的赋税，还不断没收贵族的土地。引发全国上下的普遍不满。

终于，在1215年，英国的贵族共同联合起来，逼迫国王签下了《大宪章》。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。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地方，法律是统治者驯化百姓的武器，这一次，法律成了驯化统治者的武器。

▲ 《大宪章》（点击图片，深入了解它对英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）

英国在之后的400年内，渐进式地一点点限制国王的权力，直到1688年，英国的辉格党与托利党发动宫廷政变，邀请在海外的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回国执政，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，以此为对价，让二人签下了《王位继承法》、《权利请愿书》、《人身保护法》等针对王权的法律条款，使得君王从此再也难以“犯下作乱”。

至此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驯化统治者的国家诞生了。

▲ 英国限政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政治形态——杨小凯（点击图片，获取杨小凯更多的真知灼见）

此后，英国议会不断完善代议制，通过议会立法来制约王室权力，在贵族和大商人的主导下，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：

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，英国的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；企业可以自动注册，不需政府事先批准，民间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；以“风能进，雨能进，国王不能进”的精神保护个人财产权，等等，王室受到限制，被称为“王在法下”。

▲风能进，雨能进，国王不能进（点击图片，即可一键了解保护私产的经济学、政治学意义）

此后，英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，在英国加入大西洋贸易后，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国有贸易公司不断减少，而大量与王室无关，没有特权的私人贸易公司从大西洋贸易中大发横财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新兴的财富阶层比旧有的土地贵族有更大的影响力，社会中的新富群体不再是固定的等级，社会各阶层有了很大的流动性。随着社会流动性变强，各种思想、各种创新发明不断涌现。因此，工业革命也率先在英国爆发。

最终，英国也在18世纪从一个边陲小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。

▍从詹姆斯敦到美利坚合众国

第二个成功驯化统治者的国家，是美国。

1607 年5 月24 日，105 名英国人来到美国弗吉尼亚州，建立詹姆斯敦，从此开始了美国的历史。1776年7月4日，大陆会议在费城通过《独立宣言》，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，正式走上历史舞台。

▲扫码一键了解美国限政的精髓

1787年，美国召开制宪会议，并通过了《美国联邦宪法》，完美践行了孟德斯鸠“三权分立”的限政原则——行政权、立法权和司法权相互制约；

马歇尔大法官的抗争，首次使司法权与行政权、立法权居于同等地位；

至于制约中央权力的地方自治，甚至比美国的历史更加久远——各邦（state，常译为“州”）在创立之初，就已经是民众合法持枪的独立国家了。

这些分权、法治措施，都致力于防范强大的政府。在这套体制之下，政府处于“法无许可皆不可”的地位，而民众则是“法无许可皆可”——美国法律对个人自由的保障，是其他任何国家（包括英国）无法比拟的。

让美国政治成为一种多中心、网状的权力结构，保证美国既免于多数人的暴政，也免于少数人的独裁。

大多数人误以为，美国的制度是国父们精心设计出来的，但实际上，这些看起来非常新的制度，无一不是建立在早已有之的文明根基之上。

拉塞尔·柯克在《美国秩序的根基》一书中，将美国立国的秩序根基追溯到耶路撒冷、雅典、罗马、伦敦这四座城市：

· 基督教信仰源自耶路撒冷，国父把上帝的意图——“从压迫和奴役中获得自由”变成了现实，基督教新教从此成为美国文明的底色。

· 乔治·华盛顿在权力顶峰，拒绝黄袍加身的治国范本，来源于雅典的梭伦——为国立法，缔造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联邦共和制的民主国家。

· 共和政体的宝贵经验源于罗马——个人的权力、少数人的权力，和多数人的权力，都必须被分立与制衡。

· 丰厚的自由传统来源于伦敦——财产权、大宪章、代议制等现代文明的基本制度，在美国立国之初就得以确立。

在美国宪法的框架下，政府不断完善了法律制度，对私人财产权、技术专利等进行了保护。此后，美国经济进化出了更加复杂的分工和更大的市场规模，最终从一个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。

二战后，美国成为了西方自由世界的领袖，并带领资本主义阵营打赢了冷战。从此，便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。

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一次演讲时说：“人类千万年的历史，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，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，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，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，实现了用民主的方式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。”

▍英美成功的历史经验

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研究英美历史后，总结出了，英美两国的成功，其根源在于：

首先，是观念现行，在英国，保守主义观念占据了主流地位，所以才有了“光荣革命”这样的渐进式的改革，从而打破了“革命——暴君——再革命”的历史循环。而在美国，对上帝的信仰，以及孟德斯鸠、洛克为代表的启蒙思想，成为美国立法和有限政府的思想基石。

其次，是制度转型先行，建立有限政府，再发展经济。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像高速公路网与汽车的关系，没有高速公路网，汽车越多反而可能越没有效率。

最后，由于“限政”机制，使政府对限政秩序的承诺变得可信。因而政府对财产的尊重和保护成为可信承诺，寻租行为受到限制，英美一跃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。

▍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辛历程

虽然，中华文明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，却始终难以跳出“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的历史周期律。

更不幸的是，1911年清王朝覆灭，中国第一次彻底打开国门，真正“开眼看世界”时，能接触的，几乎都是令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东西：民族主义、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。

很快，中国被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的激进主义所感染；被德国、日本后来居上的国家复兴所鼓舞；被苏俄改天换地的乌托邦主义所诱惑，并逐一模仿和学习。最终，错误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。

在经历过惨痛的历史洗礼之后，1980年代之后，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。

开放后的中国，再一次踏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，随着学习的深入，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。此时，该如何学习西方的争论也随之展开。

马立诚在《中国最近四十年社会思潮》一书中写道，左派、民族主义者们认为，中国不应该再继续学习西方，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，都是由市场经济、跨国公司和盲目学习西方所带来的。他们鼓吹“中国奇迹”，拒绝制度转型，并大力宣扬“中国模式”。

而自由主义者们认为，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，都是由于学习西方不彻底造成的，由于没有制度转型，没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导致国家机会主义猖獗，既得利益集团开始瓜分社会财富，导致贫富差距拉大。他们主张，深入学习英美的“限政模式”，保护私有产权，发展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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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，杨小凯在深入研究英美文明史，以及大量后发国家经济史后，一针见血地提出：“国家进步没有捷径，任何后发国家，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，在考试未及格前，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。”

“如果不改变错误的观念，拒绝制度转型，那么技术带来的高速增长只是饮鸩止渴，它会形成国家机会主义的路径依赖......这将是一种致命的诅咒！”

可惜的是，杨小凯的观点在当时根本无人问津，甚至屡屡遭到打压，当他回武汉大学讲学时，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，并遭到了监视。他不得不移居澳洲。

据妻子吴小娟回忆，杨小凯在澳洲的最后几年，总是抱着电视痛哭，因为他经常梦见中国在打仗。

▲杨小凯生前照片。（点击图片，即可一键收藏杨小凯晚年对中国转型的思考）

2004年，杨小凯罹患癌症去世。

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，所谓奇迹也没有发生。当下中国正遭到前所未有之大变局，杨小凯20年前关于国家转型的思想观念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及和讨论；他的“后发劣势”理论也正在引起人们的重视。

历史已经无法假设，正如苦难的中国总是错过的一个个选择与机遇。世间已无杨小凯，一直苦苦追赶世界脚步而不得的中国，在不经意间，失去了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思想者，失去了“以最深刻的思想跳出历史循环”的契机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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